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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下午，國務院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負責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包括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必要時可邀請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業內專家表示，此舉意味著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在審視和應對國際金融監管變化的同時，也在根據國情健全和完善國內金融監管體系。

在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楊濤看來，再次啟動金融監管協調制度富有深意。一方面是在內外因素的變化下，迫切需要以此來落實中央政府提出的“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任務；另一方面則是為將來圍繞我國國情、借鑒國外經驗、探索和完善現有監管模式奠定制度基礎。

自2000年以來，關于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聲音在國內一直不絕于耳。2003年“三會”之間的協調嘗試，2008年央行“三定方案”里對協調機制的強調，都沒有從根本上促使這一機制真正落實。楊濤對此分析稱，一是2009年之前的國內金融監管體制運行，更多借鑒以美國為主的分業監管模式，而奧巴馬政府于2009年6月推出《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之后，強化央行監管職責、加強部門協調，甚至趨于統一監管，才成為國際范圍內的新潮流。二是部門之間存在協調難度。要設計好金融監管部門日常協調的制度與模式，并且在實踐中發揮更大作用，就必須確定牽頭機構，并且把常設性的工作部門設在牽頭機構中。而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后，“一行三會”之間顯然對此難以達成共識。三是監管協調的迫切性有限。直到2005年銀行理財產品大規模出現之后，才帶動了交叉監管領域的金融產品創新不斷涌現，而相關的處于監管“交叉重疊”地帶的風險也日益突出。

目前，再次啟動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表明上述三個條件發生了趨勢性變化。除了各國為應對混業風險而出現的金融監管協調或統一趨勢外，央行在金融穩定與金融發展中的協調主導作用也在逐漸上升。此外，最為重要的是交叉監管領域的所謂“新金融”的蓬勃發展以及各種“影子銀行”或“銀行的影子”所帶來的監管問題。正如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指出，隨著新金融的發展，風險跨機構、跨市場、跨時空關聯和傳染的可能性顯著上升，逐漸呈現出網狀分布特征。這對監管的統一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對跨種類金融機構監管和對跨時空交易監管。

中信證券研究部執行總經理、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褚建芳表示，該制度的建立是當前經濟和金融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融資形式的多樣化和金融工具的復雜化，分割的金融監管模式不能適應實體經濟對金融的要求，也不能應對跨市場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的監管，該制度的建立標志著我國邁向了統一的金融監管體系。

此外，本輪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是“一行三會”協調機制的升級和完善。本次在協調單位中新加入了外匯局，這意味著在跨境資本全球流動的背景下，外國資本流動對我國金融穩定產生很大影響，作為外匯管理部門，外匯局的監管作用明顯。本次加入外匯局，足見決策層對跨境資本流動影響的警覺和重視。

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統一監管還是分業監管，再次成為全球熱議的焦點，而監管一體化的聲音似乎也更響亮一些。近期俄羅斯央行還宣布對所有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實行全權統一監管。但總體來看，兩者監管模式并存的格局還沒有根本打破。即便是美國強化了聯儲的功能，但這個“大管家”還是受到很多限制，同時其改革后參與“多邊監管”的機構數量反而有所增多。

“對于我國來說，金融監管改革顯然不能采取簡單的‘拿來主義’，各國的統一或分業監管選擇也都依據不同的國情而定，關鍵在于避免走極端，實現二者的適度融合。”楊濤解釋說，“比如，在分業體制下，重視監管協調；在統一體制下，重視功能制衡和責任細化。因此，對于我國來說，金融監管體系改革，還尚未到達進行方向性選擇的階段，當前關鍵在于加強和落實監管協調機制建設。”

雖然這次舉措對協調機制更加細化，但由于“聯席會議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等，使其仍然難以成為法律意義上的常設機構。未來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關鍵，應該是著眼于交叉監管領域，以創新型、融合型的功能和產品為關注對象，來推動這一機制的常設化。“這次啟動新的協調方案，一方面意味著，對于過去長期爭議的監管協調，雖然遠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但是提出了一個現實可行的具體方案，另一方面，此舉只是在新形勢下推動監管協調的出發點，還遠遠談不上表明我國將走向金融混業監管。”楊濤如是表示。